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崔文静 实习生张长荣 北京报道 罚单只是开始，坐牢才是终点——A股“首恶”们的寒冬已至。
根据瑞斯康达（603803）日前公告，因涉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其董事长兼总经理李月杰、董事朱春城被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其中朱春城先生已被取保候审。
2023年9月，瑞斯康达因涉及隋田力案件、通过专网通信开展虚假自循环业务，导致2019年—2020年业绩虚增，瑞斯康达及其多位涉事实控人、高管、董事被证监会合计罚款770万元。彼时为行政处罚，此次刑事强制措施则是刑事处罚的前奏。从过往上市公司类似情况来看，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人员数月后往往面临逮捕，此后则可能面临判刑。
值得注意的是，瑞斯康达至少是2025年以来第6家与刑事沾边的A股上市公司。此前，锦州港、博天环境相关副总裁或实控人被逮捕；卓翼科技（002369）、红星美凯龙（601828）、金运激光（300220）涉事“首恶”被判刑。
实际上，2024年4月新“国九条”颁布和实施之后，监管力度显著加强，上市公司“首恶”因严重违法违规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逮捕的情况自2024年以来明显增加。在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姜富伟看来，这一趋势与监管层加快构建“行刑衔接、高压震慑”的市场执法体系密切相关。
行政、民事、刑事“三罚联动”，已成监管新趋势。过去，上市公司违法违规，被处以刑事处罚的案例较为少见。此后，性质恶劣的“首恶”被同步处以刑罚，将成为普遍现象。
瑞斯康达董事长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行政处罚在前，民事赔偿与刑事处罚在后，行政、民事、刑事“三罚联动”全方位严惩——这是对于严重违法违规上市公司的监管新趋势。
目前，瑞斯康达董事长兼总经理李月杰，以及董事朱春城已经被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成为上述监管新趋势的又一印证案例。
二者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原因为：涉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具体违规内容尚未披露，但与2023年9月证监会对瑞斯康达做出的行政处罚系同一事项。
根据彼时行政处罚，2018年起，瑞斯康达将其全资子公司北京深蓝迅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深蓝迅通）作为专网通信业务运营平台，与隋田力控制或指定的企业对接上下游合同签订、原材料采购、组织生产、货物检测交付等事宜，开展专网通信业务。
专网通信是没有业务实质的虚假自循环业务。深蓝迅通以生产型企业的名义加入专网通信业务链条，但其真实身份是作为垫资方，以先向上游供应商支付大部分预付款，向下游客户收取少许预付款，待交货完成后，下游客户再向深蓝迅通支付剩余货款的方式，为隋田力方面提供垫付资金。
业务模式上，瑞斯康达“以销定产”，先与下游签订销售合同，再根据事先谈好的毛利率倒算采购单价，与上游签订数量一致的采购合同。
此次通过专网通信开展虚假自循环业务的方式，也即轰动一时的隋田力案惯用伎俩。隋田力案件核心在于利用“专网通信”业务虚构交易，是近年来中国资本市场影响最恶劣的财务造假案之一，涉及多家上市公司、金融机构和供应链企业，涉案金额高达数百亿元，被称为“A股史上最大骗局之一”。
在虚假自循环业务之下，瑞斯康达2019年至2020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2019年虚增营业收入3.51亿元，虚增利润总额0.64亿元，虚增部分在当年营业收入、利润总额中的占比分别为13.21%、32.82%。2020年虚增营业收入2.81亿元，虚增利润总额0.53亿元，占比分别为14.41%、37.31%。
彼时，瑞斯康达及其主要涉事人员被合计罚款770万元。其中，瑞斯康达被罚200万元。除此以外，被罚最重的即是此次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者，两人分别被罚100万元。
如今，刑事强制措施的到来，被视为昔日行政处罚的后续。相关涉事人员后续可能面临正式逮捕乃至判刑。
刑事处罚动真格
过去，上市公司违法违规大多停留在行政处罚、民事赔偿层面，涉及刑事处罚的较为少见。如今，刑事处罚正砸向更多上市公司违法“首恶”。
瑞斯康达董事长与董事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只是近期上市公司实控人、高管、董事涉及刑事的数个案例之一。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根据数据梳理发现，7月4日晚间，锦州港公告称，其副总裁宁鸿鹏、曹成被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逮捕。2025年6月，博天环境实际控制人赵笠钧因涉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被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与此同时，多家上市公司违法“首恶”被判刑。比如，4月，卓翼科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夏传武因涉嫌内幕交易和操纵证券市场罪，被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4500万元。
3月，红星美凯龙原执行总裁高爽因职务侵占罪二审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
1月，金运激光实际控制人梁伟犯操纵证券市场罪，被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1200万元。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田轩总结表示，2024年4月新“国九条”颁布和实施之后，监管力度显著加强，尤其是《关于进一步做好资本市场财务造假综合惩防工作的意见》出台，将强监管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2024年因信息披露违规被处罚的上市公司就接近百家。今年上半年监管部门对信披违规以及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交易类违法作出了大量处罚，近40家A股公司被立案调查，监管层强调对违法违规行为的立体化追责，包括行政罚款、民事赔偿和刑事责任。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已于今年7月1日正式实施，近期集中出现多起上市公司“首恶”因信息披露违规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逮捕的情况，反映了监管部门对资本市场违法行为的零容忍态度，进一步震慑了潜在的违规者，净化了市场环境。
威慑效果渐显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上市公司违法“首恶”往往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经济处罚对其带来的约束力相对有限，刑事处罚的震慑效果更为明显。
在田轩看来，违规上市公司“首恶”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能够及时制止他们的严重违法行为继续蔓延，防止更多投资者受到误导，保障证券市场交易的公平、公正和透明；也是对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护，让投资者在相对安全、可靠的市场环境中进行投资活动。同时，能够强化法律权威，给其他上市公司敲响警钟，促使各公司加强内部管理和监督机制，完善公司治理，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此外，刑事处罚具有更强的社会影响力和舆论关注度，会给违法者及其所在公司带来巨大的声誉损失，还会记录在个人信用档案中，对其未来的职业发展、社会生活等方面都会产生严重的限制，进而起到更好的威慑作用。
姜富伟同样认为，行政处罚能够发挥相应作用，但刑事处罚具有更强的威慑力。他同时提到，美国的刑事处罚力度在很多情况下较高，其在打击违法违规行为中的显著成效也充分证明了刑事手段的重要作用；通过强有力的刑事手段，能够有效遏制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维护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
毫无疑问，针对上市公司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已经明显提升。下一步，可以从哪些方面出发进一步严惩违法违规行为，维护资本市场良好生态？
姜富伟建议进一步加大刑事惩处力度，特别是要聚焦控股股东、实控人、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等“关键少数”，依法从严问责，真正实现“有权必有责、违法必追究”。必须牢牢守住诚信与法治的底线，持续推进“零容忍”的执法常态化。同时，必须加大经济处罚力度，推动证券集体诉讼等机制落地，切实增强投资者的获得感与安全感。
除此以外，田轩建议细化和严格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格式和时间要求，确保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和及时。建立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信用评价体系，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进行量化评价，并将评价结果与公司的融资、并购等业务挂钩。
与此同时，针对资本市场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修订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新型违法违规行为的界定和处罚标准。适当提高刑事处罚的刑期和罚金数额，使其与违法违规行为的危害程度相匹配，强化对“关键少数”违法行为的终身追责制度。在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衔接上，明确移交标准和程序，避免出现监管空白和推诿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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